截止到2014年底，上海佛教已开放寺庙所119所，教职人员1182人。佛教信徒约45.33万人，到佛教场所参加各类宗教活动者约551.2万人次。

　　

　　佛教在上海的传播可追溯到三国吴赤乌年间（238～251年），相传龙华寺和静安寺均在这一时期创建。随着上海地区经济发展，人口增加，和历代统治者对佛教的扶持，上海佛教不断发展。但总的来说，上海佛教在中国古代佛教发展史上不占重要地位。

　　

　　清末上海逐步成为中国经济、文化的重镇，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，因而上海佛教出现了带有明显时代特点的新景象。当时全国著名高僧大多卓锡上海，或经常莅沪讲经说法，著书立说，创办佛教院校，采用近代教育方式培育僧才，不少寺庙由剃度世袭制改为十方丛林制或恢复十方丛林制。同时，一大批知识渊博、信仰虔诚的佛教居士在上海创立佛教团体，创办佛教出版机构，出版佛教书刊，利用电台传播佛教，灌制佛教唱片，设立佛学图书馆等，佛教居士逐步成为弘扬佛法的重要力量。上海佛教还通过举办社会慈善事业，扩大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地位。经上海佛教界的种种努力，不仅促使上海佛教的高度发展，同时推动了全国其他地区佛教的发展。

　　

　　上海地区的佛教宗派，有法相宗、天台宗、华严宗、净土宗、禅宗、律宗等，密宗的传播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。然而，近现代上海地区的佛教传播却不拘泥于一宗一派，而是融通各宗，"教在华严，行在禅宗"，"台贤并弘，禅净双修"，"教演天台，行归净土"等多为沪上著名高僧所主张并身体力行，一些知名居士更是各宗兼弘。

　　

　　上海佛教界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。八年抗战期间，上海佛教界人士组织救护队、掩埋队、担架队出入枪林弹雨的战场，救护抗日战士，掩埋遇难同胞尸体，同时设立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，救灾济贫。圆瑛法师携徒明旸两下南洋募款资助抗日救国，被日本宪兵逮捕后在严刑逼供之下，仍然威武不屈，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，表现了一代高僧大德的高尚人格。

　　

　　解放后，上海佛教法师与居士通过时事政策的学习、民主改革及各项社会运动，不断提高思想认识，从佛教义理中吸取有益于当代社会的积极因素，爱国爱教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，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。2014年全年捐赠慈善公益事业6227.1万元。